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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：如果辛/亥/革/命时袁/世/凯镇/压革/命,那以袁世凯当时的军/事/实/力一定会镇/压成功那为何后来...
袁世凯(1859.9.16—1916.6.6)，字慰亭，亦作慰廷，尉亭，号容庵。出生于河南项城县张营一个官宦大家族。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，生子四人，袁树三是廪贡生，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教谕；袁甲三是进士，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；袁凤三是庠生，曾任禹县教谕；袁重三是生员。袁树三有子二人，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；次子袁保庆是举人，官至盐法道。
袁保中捐纳同知，未出仕，在家经营田产。生有两女六子，袁世凯为其第四子。当捻军王庭桢部占领项城城东新兴集、尚店等地，扬言将攻打县城时，袁保中组织团练对抗，在城东北40里险要处另筑袁寨，举家迁入。
袁保庆于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从家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时，因年老无子，便过继袁世凯为嗣。年方七岁的袁世凯随袁保庆至济南。七年（1868年）冬，袁保庆以道员发往江苏差遣，袁世凯随往，侨寓扬州，复移南京。袁保庆在江苏受委办理督标营务处，后又任江南盐巡道，与驻守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过往甚密。由于咸丰年间，太平军围困吴长庆之父吴廷香于庐江，吴廷香派吴长庆向袁甲三求救，袁保庆主张救援，袁保恒则认为兵分则弱，力主不救。为此拖延日久，庐江被太平军攻陷，吴廷香被杀，从此，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，而于袁保庆订“兄弟之好”。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袁保庆因霍乱死于南京，吴长庆渡江视敛，抚棺痛哭，与刘铭传一起帮助料理后事。见到袁世凯时，均器重之。
袁世凯扶柩回项城后，对他的教育责任转到袁保恒、袁保龄身上。这两个在京做官的叔叔对他的影响，较之生父和嗣父都更大。十三年（1874年）春，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，回籍探亲，把袁世凯带到北京，聘请名师教导。在内阁中书任上的袁保龄认为袁世凯天资不高，浮动异常，对他的督导尤为严厉。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秋，袁世凯回河南参加乡试，不第。年底，和沈丘于姓女子结婚，时年17岁。翌年初春，又回到北京。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，工作繁忙，袁世凯一边读书，一边帮他办事，学得不少官场本领。两位堂叔夸奖他“办事机敏”，是“中上美材”。时华北大旱成灾，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，带袁世凯同行，遇有密要事案，均派他查办、参佐一切。四年（1878年），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，袁世凯返回项城，移住陈州。大约就在此时，袁家分析家产，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，得到一份丰厚产业，自为一家之主，自此更加放荡不羁，经常追欢逐乐。还组织“丽泽山房”、“勿欺山房”两个文社，自为盟主。此时，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于袁世凯结交，拜为金兰，从此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。五年（1879年），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，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，因他集款独巨，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，移奖袁世凯一个“中书科中书”的虚衔。同年秋，袁世凯再次参加乡试，落第。
袁世凯屡试不中，又以事积忤族里，众欲苦之，家乡不能再住，乃率旧部数十人，于七年（1881年）四月，前往山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吴长庆。吴长庆将他留在营中读书，袁世凯谦抑自下，时作激昂慷慨之谈，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，不久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，踏上了仕途。
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六月，朝鲜发生兵变。驻日公使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，日本欲派兵侵台。朝鲜官员金允植也呼吁中国派兵干涉。张树声遂奏派丁汝昌、吴长庆率海陆军赴朝，以阻止日本借机生事。
吴长庆仓促出发，军务繁杂，一切筹划都依赖张謇及其助手袁世凯。袁世凯当时的职务是“前敌营务处”，负责军需供应、堪定行军路线等。船抵朝鲜马山浦，一营官说多数士兵晕船，请稍缓登陆，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，命袁世凯代理，袁马上部署，两小时内完成了登陆行动，吴当众大加夸奖。登陆后，吴长庆、丁汝昌接受金允植的建议，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，押解往天津，恢复国王的统治。并派袁世凯率兵镇压起义群众，杀数十人。朝鲜国王设宴款待，袁世凯备受礼遇，甚至为其设立生祠。清政府也对平定“壬午兵变”有功人员进行奖赏，袁世凯以同知发分省补用，赏戴花翎。
九月，朝鲜国王派使者向清政府致谢，并要求清政府派出教习，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。李鸿章命吴长庆筹划。吴长庆派袁世凯、朱先民、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。选1000人，分左右营，按淮军操法训练，武器准备由中国供给。朝鲜国王检阅后，极为满意，称赞袁世凯训练有方。决定在江华沁军营中再选500名编为“镇抚营”，仍由袁世凯训练。
朝鲜内部分为开化、保守两派。保守派以闵氏为首，亲近中国，得到吴长庆、袁世凯的支持。开化派以金玉均为首，亲日，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。中法战争爆发后，李鸿章于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三月，命令吴长庆率三营庆军回驻金州，留三营驻汉城，由记名提督吴兆有、张光前统带，奏举袁世凯总理营务处，会办朝鲜防务，袁世凯一跃成为驻朝淮军的重要人物。金玉均等认为中法战争爆发，中国自顾不暇，便寻机刺杀保守派首领，日本公使率日军100余人支持开化派，冲入朝鲜王宫，捕杀保守派。袁世凯会同吴兆有要求李鸿章派军舰赴朝，准备举兵，保守派首领金允植等请求清军援助，袁世凯自行决定派兵入宫，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，攻入日军占领的朝鲜王宫，日军自焚使馆，狼狈逃走。保守派重新掌权。
事变后，袁世凯亲率淮军一营驻守王宫，以“监国大臣”自居。他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，认为“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，即派大员，设立监国，统率重兵，内治外交，均为代理，则此机不可失也”。国内即有人指责袁世凯擅启边衅，遂电告袁世凯勿遽与日本开衅，一并派吴大澄、续昌前往查办，吴大澄等抵朝鲜后，即命袁世凯撤队回营，听候查办。
袁世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之前，已对其小觑之，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。吴长庆离开朝鲜后，袁世凯更加妄自尊大，“一切更改，露才扬己“，令吴长庆非常难堪。吴兆有、张光前等更不在袁世凯眼中，极力加以排挤，企图将庆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此次举兵，几乎有袁世凯一人主动，现在惹来查办，自然所有责任都需袁世凯来负，而袁世凯养官妓、贩卖鸦片、挪用军饷等劣迹，也都一并被暴露出来。李鸿章责令袁世凯如数认赔。并于光绪十年（1885年）十二月十六日解职，离开朝鲜回国。然后，回到陈州老家“隐居”。
次年正月，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，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，双方达成协议，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军。至于日方提出的惩办袁世凯的要求，李鸿章最后采用折中办法，以私人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。袁保龄致信袁世凯，说伊藤博文极力要动摇你，赖李鸿章相国持正，颇费口舌，自是可感。又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晴笙，说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大力庇护，使他刻骨铭心。
中、日从朝鲜撤军后，沙俄乘机插足，与闵氏集团勾结，企图变朝鲜为其“保护国”。李鸿章决定送李昰应回国，制约闵氏集团，启用“足智多谋”的袁世凯，替代“忠厚有余，才智不足”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，叔父袁保龄仍然充当袁世凯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。李认为袁是“后起之秀”，袁世凯一到天津，李鸿章就接见他，说：“如今演戏，台已成，客已请，专待汝登场矣”。袁世凯要求带兵前往，李笑着说：“韩人闻袁大将军至，欢声雷动，谁敢抗拒，……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。”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，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水师，袁世凯没有接受劝告。他护送李昰应回到汉城，谒见朝鲜国王，面陈一切。闵氏集团颇为困惑和愤懑，禁止文武官员与李昰应来往。袁世凯多方调解无效，授李昰应密计三条后回到天津。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行动极为欣赏，上奏为袁请功。十一年（1885年）九月二十日，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的全权代表，并以知府分发，尽先即补，俟补缺后以道台升用，加三品衔。
李鸿章的提携使袁世凯感激涕零，上书说：“卑府才力驽下，深惧弗克胜任，惟有仰赖声威，敬谨从事，以期不负委任至意”。袁保龄也感到“擢太骤，任太隆”，上书李鸿章表示“两世受恩，一门戴德”。同时告诫袁世凯，今后对于清廷和李鸿章的意旨都要用心揣度，“但有几件事办顺手，则令闻日彰，声望渐起矣”，“临事要忠诚，勿用权术，接物要谦和，勿露高兴，庶几可寡尤悔”。十月初七，袁世凯赴朝鲜上任，在汉城建立公署。其随员有唐绍仪、刘永庆等20余人。
李鸿章赋予袁世凯巩固“宗藩关系”的权利，并要求朝鲜国王，有关内政外交事宜，都应随时与袁世凯商量。袁世凯使朝后，俨然以太上皇自居，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，遇事直入王宫，骄横专断，盛气凌人。朝鲜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袁世凯，另选一“公正明识者”。在李鸿章的保护下，袁世凯地位不但没有贬低，反而升为海关道存记简放。
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、国际关系全无认识，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迅速恶化，也大大低估了列强的野心。朝鲜东学党起义，袁世凯极力向李鸿章建议，要求派兵代戡。而此时，日本也极希望中国出兵，以便制造战争接口，于是极力怂恿袁世凯。在袁世凯一力保证“日本必无他意”后，清政府最终决定出兵，而日本也立即出兵。
袁世凯觉察情况不妙，请西方驻朝公使调停，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方案。但日本非但不撤兵，更进而提出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的条件，进一步增派重兵。袁世凯立即连发3封电报，哀求李鸿章调其回国，李鸿章命令其“要坚贞，勿怯懦”。六月十三日，袁世凯称病，再次要求回国，获准。六月十九日，袁世凯回到天津，惊惶异常，要求李鸿章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。李鸿章令袁世凯赶赴平壤，协助周馥，联络各军，筹办饷械。袁世凯要求调任他职，李鸿章严令“即回本任”。袁世凯托堂弟袁世勋寻找翁同龢、李鸿藻设法，李鸿藻奏请让袁世凯统一军赴前敌。袁世凯无法，只得遵命。后随着部队接连败退。
马关条约签订后，舆论谴责李鸿章，而作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，为躲避责任，袁世凯眼看李鸿章将要失势，即不时与翁同龢、李鸿藻联络，提供不利于李鸿章的证据，并亲自撰文，弹劾李鸿章。因此得到顽固派的赏识，被任命训练新军。
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十月二十二日，清政府命令袁世凯接管“定武军”十营，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，驻扎天津附近的小站。袁又添募2000余人，依照德国军队的编制，编成“新建陆军”，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训练。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因练兵有功，升为直隶按察使，仍专管练兵事宜。
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闰五月，袁世凯把康有为的“万言书”递交到督办军务处，并参加强学会。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七月，变法运动达到高潮，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。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“抚袁以备不测”的主张，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，特赏候补侍郎，专办练兵事务。八月初三日晨，康有为、谭嗣同等接到光绪帝求救和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诏，当晚，谭嗣同密访袁世凯余法华寺，要求他杀荣禄，除旧党，助行新政。袁当面一口答应，并慷慨激昂地说“诛荣禄如杀一狗耳”。事后，经过反复权衡，认为维新派实力有限，难成大事，遂立即返回天津，向荣禄告密。慈禧囚禁光绪帝，捕杀谭嗣同等“六君子”，戊戌变法失败。袁世凯因此取得荣禄等的信任，从此进一步飞黄腾达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随即改名为武卫右军，成为荣禄掌握的“武卫军”之一。不久，升工部侍郎，仍专管练兵。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二月十四日，升授山东巡抚，率领武卫右军赴任。时正值山东义和团运动高涨，袁世凯颁布《严拿拳匪暂行章程》，镇压义和团运动。
八国联军侵华后，清政府命令袁世凯率军拱卫京师，袁只派少数兵力到山东、河北交界处虚于应付。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，按照东南互保例达成协议，表示“中立”。一面，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、绸缎，两面讨好。
八国联军侵华战争，使荣禄的4支武卫军全部崩溃，只剩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。且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，袁世凯又借机扩充“武卫右军先锋队”二十营，所部已约2万人，成为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。
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李鸿章逝世。被李鸿章大骂为小人的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，兼充北洋大臣（翌年改为实授），在内、外政策方面，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，并将淮系集团全部吸收过来，政治、军事势利迅速膨胀。清政府筹办新政，成立“督办政务处”，让袁世凯兼任参予政务大臣、练兵大臣。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（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），自兼督办。下辖兵备、参谋、教练三处，以刘永庆、段祺瑞、冯国璋分任总办，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，即北洋军。同时，奏派赵秉钧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，将京畿警权掌握在手。此后，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、电政大臣、铁路大臣。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十一月，他建议清政府设立练兵处，编练新军，请庆亲王为总理练兵大臣，自己为会办大臣。编成北洋军6镇，共6万余人。除第1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，其余皆是袁世凯的亲信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基本形成。当时，“朝有六政，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”，才能作出决定。
袁世凯权高震主，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清政府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，削去了兵权。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，宣统皇帝继位，摄政王载沣监国，1909年1月2日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，勒令其回河南彰德养病。
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武昌起义爆发。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，然后又任内阁总理。袁世凯借机迫使清帝退位，南京参议院也只得选袁世凯为大总统。后，袁下令解散国会，废除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，接受日本提出的《二十一条》，实行帝制，改元鸿宪。
蔡锷等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国战争，贵州、广西、广东、浙江等省纷纷响应。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二月十九日，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，仍称大总统。五月初六，袁世凯因肾结石转为尿毒症，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，忧病而死。终年57岁。
袁世凯有妻妾10人，生子女32人。17子中以长子袁克定为官，次子袁克文能文，六子袁克恒办实业，为人所熟知。袁克定为发妻于氏所生，通英、法、德、日文字，娶妻为湖南巡抚吴大澄之女，捐候选道，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、右丞、邮传部承参、开滦矿务督办、董事长，1955年死于北京，终年77岁。袁克文为第三妾朝鲜人金氏生于汉城，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，任清史馆纂修、中国文艺协会主席，编《心声》半月刊，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死于天津，终年42岁，著有《寒云诗集》、《袁寒云说集》等，袁克文有4子3女，其第3子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均为著名物理学家。袁克恒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，在诸子中最富，品德最坏。
袁世凯病重时，曾召见王锡彤，案头置一单，所有存钱、股票等共约200万元，指给王锡彤说：“余之家产尽在于斯”。张伯驹说其父张镇芳在袁世凯死后，为袁家分家产，其子女每人分到现款两三万元，股票两三万元。项城原籍田产2000余亩，均为袁世凯六弟袁世彤所有。此外，在彰德、汲县、辉县还有田产400顷左右。
Q2：香港的历史资料
香港回归祖国的意义
1. 香港回归是世界触目的盛事,可以使中国国土恢复完整。因为香港是自由、开放、民主的地方,希望由此能令中国逐渐开放及更民主、自由。
‧ ‧ “董建华”先生
2. 经过将近一百年的殖民地时代后,香港终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中国，重新回到袓国的怀抱。而凭藉著香港人坚毅的意志，不屈不挠的干劲和灵活的头脑，使香港能成为世界著名的城市、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。香港回归后,将致力落实基本法中港人治港的承诺,继续建设香港的未来。
‧ ‧ “冰心”女士
3. 《水调歌头》: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,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,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存,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
‧ ‧ “苏东坡”先生
4. 回归了。
我们终於呼吸到… 更愉快、归属的气味，
重投袓国怀裏，
香港回归了:
就像儿子回到母亲身边一样的令人感动。 ‧ ‧ “李柱铭”先生
澳门回归祖国的意义
从1849年中国丧失在澳门的实际主权，到1999年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，
历史走过了整整150年。澳门的回归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
首先，澳门回归祖国在亚洲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从1553年葡萄牙入居澳
门，到葡人获得统治权，再到现在已近500年。如今中国恢复行使主权，洗雪了中华民
族耻辱的一页，不仅意味着西方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的结束，而且最终结束了白人在亚洲统
治的历史。为了使澳门早日回到祖国怀抱，中国历届政府曾作出过各种努力。但只有在今
天，中国一发出收回的声音，葡萄牙政府即顺应了潮流，这足以说明现在中国的强大。而
且中国在解决澳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上，又表现出了体谅和现实态度，将在本世纪内收
回澳门的具体时间，放到了本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，充分反映出一种宽宏的气度。
其次，澳门回归祖国奠定了中葡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基础。中葡联合声明妥善地解决了
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，为葡萄牙同亚洲国家，特别
是同中国的关系开辟了前景。中葡联合声明既重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，也尊重葡方的利
益，是相互理解和友谊的典范，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历史性文献。中葡两国的友好合作是澳
门顺利回归的保证，而将来澳门回归后，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澳门也将成
为中葡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纽带。
另外，澳门回归祖国证明了“一国两制”方针的正确性。“一国两制”是邓小平理论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国家统一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，是用辩证
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在客观地分析了台湾、香港和澳门的历史和现实
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。香港问题、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，充分显示了按照“一个国家、两
种制度”实现中国统一大业指导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所以，“一国两制”方针将能推
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民族的全面振兴。
Q3：票号业是什么？票号业为什么能够在山西兴起以及发展呢？
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，主要从事金银的汇兑业务。在这其中，尤以清朝末年的“山西票号”名气最大，不仅覆盖面积广泛，而且业务种类齐全，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代银行的许多职能。
不过，票号既不是发端于山西，更不是出现于清朝，早在唐朝时就有了票号业的雏形，称作“飞钱”。宋朝时，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不过，真正作为一种主要的专营汇兑的完备信用机构，的确是形成于清朝的中后期，形成于山西。
山西的票号业，主要以晋中的“祁太平”三县为核心，分别是祁县、太谷和平遥。尽管存在异议，但通常都认为，平遥商人雷履泰在道光三年时设立“日升昌票号”，标志着票号业的正式形成。
不过，直到祁县商人乔致庸时期，他通过设立大德通票号，才初步实现了“汇通天下”的伟业，将票号业务推向了高潮。关于这点，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演绎和生动的刻画。
文史不假作为山西祁县人，老家牛家堡村距离乔家大院的所在地乔家堡村，也不足五公里的距离。今天，抱着比往昔文章中更多的一些乡情，分析票号业务在中国的逐步兴起和衰亡。
一、如何兴起
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对于货币金融萌生了新的要求，尤其是从明中期以后，在国外白银大幅度流入的刺激下，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。
在满人入关建立清朝后，特别是到了康熙、雍正和乾隆时期，也就是“康雍乾盛世”时，国内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都相对的安定，商品货币经济自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据刘献廷编撰的《广阳杂记》记载:
天下有四聚，北则京师，南则佛山，东则苏州，西则汉口。然东海之滨，苏州而外，更有芜湖、扬州、江宁、杭州以分其势，西则惟汉口耳。
可见，商品货币经济在当时不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而且，区域间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，也表现得愈发明显，十分突出。
为了加速商品的流通速度和流通范围，自然要求货币的周转更为迅速，逐渐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受此影响，开始促使封建金融机构突破以往的业务范围，尝试向信贷领域逐步过渡和拓展，逐步形成了一种专营钱钞货币汇兑业务的机构，称为“票号”或“票庄”。
到了道光初年，山西商人雷履泰敏锐地察觉到汇兑业务的广阔发展前景，大胆将普通的颜料庄“西裕成”改组成为专营汇兑的票号，起名“日升昌”。由此开始，山西乃至全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正式出现。
雷履泰在创立“日升昌”之初，主要是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。不过，受阻于地域的限制，票号业在初期发展后，很快就遇到了自己的发展瓶颈。
由于山西商人货通天下，商品涉及茶叶、药材、绸缎、瓷器等各类，之前一直沿用托镖起运金银的方式，已经显现出诸多的不便。而票号业在初形成时，覆盖范围十分有限，这就是它发展中遇到的最大瓶颈。
“日升昌”票号为了打破这种行业局限，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汉口、西安、济南、成都、开封、重庆、南昌、长沙、厦门、广州、苏州、扬州、南京、镇江、奉天等地，纷纷设立了自己的分号。
之后，票号不仅业务量越来越大，而且业务种类也越来越多，从以往单一的汇兑业务，逐步扩展到存、放、汇、贷和中间结算等多种业务。一句话，票号业在形成后，逐步发展和完善，最终开始全面兴起。
二、逐渐发展
要提票号业的发展，必然不能绕过一个人，他就是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的主人公乔致庸。虽然不是他爸创造了票号，但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，票号业才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初步实现了“汇通天下”的夙愿。
乔致庸（1818年——1907年），字仲登，号晓池，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人。他是清朝末年时最著名的一位晋商，被人尊称为“亮财主”。
乔致庸虽出身于乔家这样的商贾世家，但是自幼就父母双亡，由兄长乔致广将其抚育成人。从小开始读书习文，向所有商人后代一样，意欲走上一条仕途之路。可惜，在仅仅考取秀才后，兄长便因病故去。
为了撑起这份家业，乔致庸只得弃文从商，改变了自己的初衷。关于这段历史，《乔家大院》演绎得基本属实，没有太过修改和胡编。
乔致庸执掌祖业后，本着“人弃我取，薄利广销，维护信誉，不弄虚伪”的原则，一步步将乔家的生意做大做强，成为了山西当地最著名的商户之家。
乔家壮大后，为了进一步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，乔致庸将大德兴改名为大德通，将原先主营的茶叶、药材和皮货等业务，转向了票号业。从此，乔家票号逐步扩散到了全国各地的主要商埠和码头，成为全中国最大的一个票号。
在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中，乔致庸经商选择尽量避免和官府打交道。可真实历史却并非如此，乔家的崛起和清廷大有关联。
1875年，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平定新疆，履行自己的塞防主张。但是，清廷的国库中却拨不出银两充作军饷。除了向国外借款外，左宗棠还要求民间积极募捐战款。对此，许多的富户都消极回避，惟有乔家在大局面前慷慨相助。
在西北的战事平定以后，左宗棠奉旨回京，途径山西时专程拜访了乔致庸，并且为乔家题写对联一副：
损人欲以复天理，蓄道德而能文章。
1900年，伴随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，慈禧太后仓皇逃往陕西西安避祸，途径山西省祁县时，已经是完全的狼狈不堪。伴驾西逃的内阁学士桂春，屈尊向山西商人写信:
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，路至祁县，特此奉闻，拟到时趋叩不尽。
乔家立即将大德通票号隆重装典，作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临时行宫。为了解除慈禧銮驾的窘境，还主动提供了十万两白银做路费以示孝敬。慈禧太后大为感动，为乔家亲题四个字：
福种琅环。
今天，这四个字就悬挂于乔家大院的正门。
慈禧在庚子国难后返回京师，清政府立即将各省的公款汇兑业务，下放交与晋商票号办理。由此，山西票号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和回报，据《山西票号史》记载:
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时，每股分红是八百五十两；光绪十四年时，每股分红增长到三千两；而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时，每股分红增长到一万七千两。
就山西票号这种增长的势头和规模，是其他任何的行业都难以企及的。
三、主要利润
在票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，仅乔氏一家的票号，一年的流动资金就达到了白银八百万两到一千万两之多。那么，在如此巨大的流动资金背后，究竟包含了多少利润。
票号行业的利润，大致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：
（一）汇费收入
这是票号的最初主营业务和利润来源，也很容易理解，就是通过每一笔的汇款来收取相应的汇费。
（二）利息收入
在初期的汇兑业务扩展延伸后，票号开始经营存、放款的业务，赚取其中利息的差额，称为利息收入。
（三）损耗余利
由于中国疆域广阔，各地流通的白银，其成色和品质并不统一，而且差别甚大。为了建立统一的标准，通常以总号的存银为衡量依据，会以成色和比重不足为由，收取少量的损耗费用。
（四）代捐收入
面对不断的内忧外患，清廷早已财政枯竭。于是，一系列的苛捐杂税便接踵而至，比如海防捐、车马捐、煤炭捐、河捐、路捐等等。通常，清廷多会委托票号代捐，而每一笔的代捐，都有相应的手续费。
（五）其他收入
清后期时，政府大量向国外银行进行各种的借款，而通常情况下，国外银行不会运来沉甸甸的真金白银，只能通过票号作为双方的中间人。类似于这种服务所得，就是其他收入来源。
对于一向谨慎保守的山西商人，经营票号的本金，通常都是祖上几代贩卖茶叶、布匹、粮食、药材等生意的积累所得，很少有负债经营的。而且，在具体的经营中，山西票号采取掌柜负责制，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制，其管理也比较科学和严谨。因此，票号业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。
粗略统计，乔致庸除了拥有“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”乔家大院以外，还在全国各地拥有票号、店铺等不下200多处，总资产绝对在几千万两白银以上。
四、票号业的衰亡
山西票号的发展高峰期，得益于与清政府的大量资金往来，从巨额的国库公款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。据《山西票号史料》记载:
辛亥革命前，山西票号年平均汇兑公款四百五十五万两白银。1906年的汇兑公款数，竟然达到了两千两百多万两。
而且，与普通客户5‰——10‰的汇兑费用相比，政府承汇的汇费相当高，竟然达到了2%——5%。诚然，这其中与各级官员需要支付数额不等的行贿费用，但算下来的净收入，依然要明显强于普通的汇兑收入。
不过，山西票号与清廷之间太过于密切的资金往来和过度的长期依赖，成为其日后衰亡的最大隐患。
1905年，清政府设立自己的户部银行，仿效西方国家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。同时规定，各地应上缴户部的所有款项，一律交户部银行兑缴京师，不再通过民间票号。
1908年，清政府设立了官办的交通银行，逐步抢占了原属票号的其他业务。这样，票号的业务范围被日益挤压。
1910年，英国人麦边的诈骗行为，引发了“橡胶股票风潮”，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下，中国的各类票号和钱庄均损失惨重，彻底转变为衰落期。
如果说，山西的票号业在面临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时，尚能苦苦支撑的话。那么，辛亥革命就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，清王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而长期依附于清政府的票号行业，自然遭到了灭顶之灾。据吴钩所著的《山西票号的信用》记载:
辛亥革命前夕，全国尚有二十六家票号存世，之后逐年递减。到1934年时，只剩下三家山西票号“大德通”、“大德恒”和“三晋源”还在垂死挣扎。
中原大战后，冯玉祥溃败逃亡，其军需粮草皆由乔家在包头的商号垫支。保守估计，乔家因此而损失的粮食在五百万石以上， 大洋在一百五十万块以上。
侵华战争期间，日军攻入包头后强占了乔家所有的店铺。再经历了之后的解放战争，乔家的生意已经是奄奄一息，再无回天之力。这种结局，恰恰是晋商票号官商一体的必然。
五、票号业的反思
从票号业的兴起和消亡历程不难看出，尽管它存在过相当的时代进步性，但却并未真正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。尤其是，新式银行出现后，票号业对这一新兴事物太过排斥，仍然坚持自己长期一贯的内部管理体制和模式。
随着清政府设立了自己的官办银行，大幅度侵蚀了原来票号的业务。山西票号业中，曾出现过联合改组设立新式大银行的呼声，但很快遭到了票号中保守和顽固派的坚决阻挠。最终，票号业丧失了这一次最后自救的机会。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给本就举步维艰的票号行业以致命打击。由于票号的主要财源和重心皆在南方，而辛亥革命又率先爆发于南方，而且，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，工商业和手工业都相继破产和倒闭。加之，百姓对于战乱的恐慌，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挤兑风潮。
那时，倘若山西票号在北方的大本营能有充足的白银储备，尚有可能应付挤兑。但事实却是，许多票号缺乏储备，因无力应兑而被迫倒闭，即便有幸存下来的，也都声誉严重受损。
总得来说，辛亥革命还只是票号业衰亡的直接导火索，并不是根本原因。
文史不假个人认为，票号业灭亡的根本原因，还在于自身的固步自封，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缺乏准确的判断，对于新式的银行太过于仇视，缺乏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。
六、票号业的传承
票号业虽然已经消亡了将近七八十年，俨然就成为了历史的过往。但是，票号业对中国金融业，特别是银行业的发展和影响却是功不可没的，为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。
基本上，票号所创立的一系列业务、制度、手段甚至某些管理理念，依然存在于今天的现代金融业中。
在大力提倡诚信经商的今天，山西票号的诚信精神更需要被大力弘扬。票号内部坚持认为:
与人相对而争利，天下之至难也。
山西票号摒弃了“商人只逐利”的片面思想，旗帜鲜明的树立了义利思想，认为义字当先才是商人应具备的诚信本质。
还是以最具代表性的晋商乔家为例，在乔致庸过世后，乔家的票号已经处于日薄西山的境地。但是，乔致庸的后人依然延续着乔家祖训，坚持义在利前的思想。
中原大战结束，阎、桂、冯被蒋军击败，山西境内出现了经济衰退。阎锡山之前发行的晋钞大幅度贬值，只得通过发行新币来缓解经济压力，同时变相转嫁责任给普通百姓。
当时，已经深处困境的乔家票号，完全可以遵照政府的要求，废除旧币，收兑都用新币。甚至，还可以借此机会伺机实现翻身。但是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百姓的利益，大德通票号坚持继续收旧币，虽然造成了票号的巨亏，但却维护了诚信经商的招牌。
“义在利前”的商业理念，是由山西票号所极力推崇并维护的准则。这个准则，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金融业和其他的领域。
Q4：搜集香港的历史资料。
1841年1月26日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英国强占香港岛，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，道光皇帝为此发下多道谕旨，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。
1842年8月29日：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，割让香港岛给英国。
1860年10月24日：中英签订不平等的《北京条约》，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。
1898年6月9日：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，租期99年（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）。
1941年12月25日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军进犯香港，驻港英军无力抵抗，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。香港被日本占领，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“日治时期”。
1945年9月15日：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，撤出香港。
1984年12月19日：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，落实香港1997年之后实行“一国两制”。
1997年7月1日：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。根据《基本法》， 香港保留原有的经济、法律和社会制度，50年不变，实行“一国两制”，除防务和外交归的，反抗麻烦外，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。
Q5：医药股有哪些？
国内仿制药龙头股:恒瑞医药、华东医药、华海药业、普利制药、京新药业、信立泰。
Q6：鲁抗医药已经有几个涨停板了
鲁抗医药只有2个涨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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